不再沉迷游戏的未成年人，和他们“稳中向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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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未成年人游戏沉迷的问题已经被“官宣”解决了。
事情是这样的。11月22日，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联合伽马数据共同发布了《2022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其中就给出了这个听上去非常夸张的结论；
而当你仔细阅读《报告》中的内容，你会发现，从官方给出的数据上来看，有75%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间在三小时以内，而各大游戏厂商未成年用户的消费占比较去年几乎都骤降了九成——这些事实看起来确实指向未成年人已经脱离“沉迷”范畴的事实。
这种数据上的强烈变化很显然要归功于去年开始实行的防沉迷新规。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这份通知被认为是“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政策——未成年人只被允许在周五、六、日和法定节假日的20点至21点游玩网络游戏。
我曾在《被嘲笑的未成年人和他们18岁前的“三小时”》中讨论过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通知》直接导致未成年人几乎从任何需要联网的游戏（尤其是流行的竞技游戏）中被除名，也让未成年电竞选手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
15个月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政策的实际效果。
《报告》数据详实、分析合理，从各个角度分析了《通知》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未成年人确实正在远离网络游戏），列举了各大厂商在未成年防沉迷领域的努力（比如技术日渐纯熟的人脸识别），指出了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防沉迷解除”和账号买卖的黑灰产业链），给出了未来政策应当完善的方向（开发适用于主机、单机游戏的监管体系）——在这些文字中，你能够感受到有很多工作正在被稳步推进。
不希望孩子沉迷游戏的家长、被投诉和退款搞得不厌其烦的游戏企业，以及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电子游戏是精神鸦片”指导思想的政策制定者们一年半的努力收获了巨大的成效，你仿佛能看到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让未成年人远离网络游戏，很多时候确实是好事。
一方面是，近年来未成年人用大人的手机玩游戏、顺手用大人的银行卡充值的事情屡见不鲜。B站Up主“小师丈”收集了大量“熊孩子乱花钱”的新闻视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网络游戏相关），在其中你能看到许多这样的案例。
而由于国内的法律在责任认定时首先忽略了第三方平台（例如微信支付宝）的责任，其次举证“这笔消费是由未成年完成的”的责任全部在家长一侧，这让“退款”这一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一些大厂会为此专门设立一笔资金用于处理退款（比如腾讯），一些会在运营“未成年人守护团队”上花费很多心思（比如网易），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事情总是会带来许多意料之外的麻烦。
在法律法规完善进步之前，用限制未成年人游戏的方式减少甚至杜绝这些纠纷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高效的方式。
另一方面是，缺少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小女孩）很容易在网络游戏中遭遇危险。
2019年8月，我的前同事们将自己包装成一名13岁的少女进入了数款儿童向的网络游戏，短短一周时间就遭受到了难以想象数量的性骚扰。
这些性捕食者在本为小孩设计（至少初衷是这样）的游戏中试图通过赠送付费道具换取未成年女孩（甚至男孩）叫他们“主人”、“爸爸”，诱导她们拍摄裸照，甚至让她们开着视频用桌角摩擦自己的下体——童话包装下的污言秽语令人不堪入目。
尽管在多次曝光后大多数此类游戏取消了世界频道和聊天室，但是网络性骚扰的潜在危险依然存在于电子游戏中。让未成年人远离网络游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保护。
不只是网络游戏，在其他领域，对于未成年人的政策也在同步推进。
我在《被“封杀”的剧本杀，被“免进”的未成年》一文中讨论了剧本杀未成年新规和它造成的影响。同样，未成年人在非节假日也被禁止参加剧本杀活动，且门店的所有剧本都要向有关部门备案——这可能能够简单而高效地将未成年人与劣质的、涉黄涉暴的剧本隔离开来，用正能量的故事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
你看，我在这里用了三次“简单而高效”——我们必须承认，从数据上看，游戏工委给出的这个“未成年人游戏沉迷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结论并无不妥之处；
但是事实上，未成年人与网络世界、甚至与广义“游戏”之间的关系，远比防沉迷系统复杂得多。
15个月前，我记录了当时成年人对新规实行达成效果的美好愿望。
在当时，并不会被这些规定束缚的大人们畅想着摆脱了未成年人之后的世界。他们乐观地认为，游戏环境会变好，网络讨论环境会变得健康，甚至还能推动游戏分级、多来点大伙想看的内容。
讽刺的是，这些愿望似乎没有哪怕一点得到了实现。
在当下热门的各类竞技游戏中，一言不合就唇枪舌剑的状况似乎并未减少，可见“小学生”大概并非破坏游戏环境的“主力军”；
而就在不久之前，国内游戏行业迎来了一次近年来最大的美术资源整顿，大量游戏（甚至是已经运营多年的老游戏）都被迫采取了更加“和谐”的表现形式。分级遥遥无期，而铁拳并非为保护大多数时间已经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未成年人而挥动；
而剧本杀更是在一些地方成为了培训机构偷偷补课的幌子，奇怪的“儿童剧本杀”逐渐冒头，用新颖的方式收割着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钱包。
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讨论环境并未变得更好，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更加恶化了。简单粗暴地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并没有将他们从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关爱和沟通的状况中剥离出来、让他们从游戏衍生的社群和讨论中离开，可能反而堵住了情绪发泄的出口，让年轻的恶意向着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18岁魔法少女，从天空坠落》一文中讲述了香港女孩“依奈”由于遭遇网络厕所长达数月的攻击、精神不堪重负最终选择自杀的悲伤故事；
而就在这个月初，河南一名女教师在上网课时遭遇“网络爆破”时不知所措，在两天后被发现在家中猝死。
不论是“厕所”（特指与依奈事件中相似的厕所），还是“网暴小组”，参与者很大程度上都是并未形成正确（或者说健康）价值观的未成年人。在本身就立场大于真相、非黑即白江河日下的网络大环境中，他们学习到了互联网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极端地、肆意地向世界散发出年轻而幼稚的恶意。
《通知》发布后，我曾在文章中写道：“由于政策而减少了学习压力，降低了学习强度；由于天灾而在线上度过了许多本应在学校度过的时光，跳过了线下交际实践；在网络和游戏的国度横冲直撞、南征北战，最终又被夺走这一权利的孩子们将要面对的，也许是一个从未‘减负’的大人的世界。”
令人心痛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与现实正面相撞之前，已经开始对“大人的世界”显露出血淋淋的獠牙。
而这份恶意的形成，很显然责任不全在未成年人本身。
2021年8月9日，也就是《通知》发布大约一个月之前，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线上举行座谈会，发布了《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现象调研报告》。
在那次座谈会上，我们听到了大量“深受网络游戏所害”的家长们对于游戏激烈的控诉。
“因为玩游戏，我的孩子得了重度近视。”
“今年3月份开始不让他玩游戏，我们把网断了，他要上吊。”
“该做的我都做了，我找过心理医生，我打过孩子，我摔过手机——只要我能想到的，我都做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在游戏行业中工作了好几年给我带来了某种错觉，让我觉得电子游戏正在变得能够“上台面”、整个行业正在“稳中向好”；而现实是，家长们，甚至是许多年龄不比我大多少的家长们，在面对教育问题时，想到的只有“关掉游戏”。
就像带着大喇叭、挂着横幅骑行中国两年，呼吁关闭网络游戏却甚至不知道自己儿子沉迷的是哪一款游戏的郑立书一样，家长们在前两天网易宣布《魔兽世界》国服即将停服时拍手叫好，对这款老迈的过时游戏并不会吸引到多少未成年人一事充耳不闻。
已经“做了能想到的所有事”的家长，也许正在偏见与盲目中选择闭上眼睛。
在今天，在《报告》发出后，我们看到了“史上最严”的政策的成效。终于，在漫长的努力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未成年人不再沉迷游戏的理想世界。但是不再沉迷游戏的未成年人，真的就会有稳中向好的明天吗？
网络上曾经盛传过一封留守儿童给志愿者的信，写的是“谢谢你们的礼物，但是我们不想要课本，只想要一部能打《王者荣耀》的手机”。
我记得，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我总是和朋友一起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租游戏机玩。面貌像猴子一样的老板收费是两块钱一小时，我们在对面停车场的石墩子上，一玩就是一个下午。租来的GBA里跃动的龙珠小人和回家时间美丽的晚霞——这可能是我少年时期最好的回忆之一。
而如今，手机（即现在的“游戏机”）租赁成为了“黑灰色产业”，疫情又让孩子与户外活动无缘，在最好的青春和最躁动的年纪，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写下那封信的少年需要的其实并不是《王者荣耀》本身，而是一个交流、沟通、合作、付出努力得到成就感的窗口。
少年人旺盛的经历和膨胀的好奇心总归需要一个出口，如果不在电子游戏，就会在别处。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在课外活动中选择网络活动的未成年人占比达到了90.48%，而选择用短视频取代游戏成为新的娱乐方式的未成年人较去年有了显著的增加。
讽刺的是，在电子游戏禁令实行的这一年，阅读课外读物的未成年人占比骤降了22%——如果从孩子们的生活中被除名的网络游戏不能再背上导致他们“学坏”的锅，那么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会落在何处自然不言而喻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现在需要急迫地考虑的问题——至少和女朋友都不知道在何处的我无关。在看这篇文章的成年人只需要知道的是，2022年11月22日，未成年人被宣布不再沉迷网络游戏，“网瘾”在这片大地上第二次（可能是第三次）被战胜了。
可喜可贺。
代替《孤勇者》成为小学生最爱的“电摇”（图源B站@康康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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